我說的是風險，她聽成威脅——這一晚我成了「嚇唬人」的壞醫生
橙子
一
下午5點，我接到助產士電話：一個出生六天的小寶寶，血檢顯示膽紅素已經超過治療值。 那時候，我正在急診處理一個複雜的兒童性侵案件。 簡單瞭解病史後，我判斷是新生兒黃疸，但數值已經達到需要治療的範圍。 我請助產士聯繫父母，把孩子帶回醫院，開始藍光治療。 新生兒黃疸很常見，多數不需要處理。 但當膽紅素過高，就有腦損傷的風險，而且是不可逆轉的。 藍光治療可以把膽紅素轉化，讓它排出體外——這是一個成熟、有效、也需要及時開始的治療。 我通知了新生兒科，寫好治療計劃。 這樣的病例，對我們來說很常規。 但那天晚上，並不常規。
二
晚上9點，我處理完急診，回到新生兒科。 護士告訴我：孩子還沒來。 於是我給父母打電話。 爸爸接電話：「助產士說了，但我們明天中午再去。 不是因為遠，也不是因為不方便。 只是 ………不想現在來」。 爸爸隨即把電話轉給媽媽。 她說：「大寶在生病，我不能把她一個人留在家。 等明天有人來幫忙，我們再去。」我仔細解釋：「新生兒科可以不用家長陪護，也可以留宿; 他們可以一起帶兩個孩子來，把小寶安頓好再回去。」然後我解釋了我的擔憂：「現在膽紅素已經超過治療值，而且還會繼續上升。 越晚開始治療，風險越高。」她的聲音立刻升高：「我不想把小寶一個人留在醫院，你聽不懂嗎？」我深吸一口氣，很慢很柔和地說：「我明白你不想讓大寶一個人在家，也不想讓小寶一個人在醫院。 那能不能一個人陪大寶，一個人陪小寶？ 」“她說：「無論怎樣，我們今晚不來了！ 」電話掛斷了。
三
按照流程，當患病兒存在明確風險而監護人拒絕治療時，醫療那方需要有進一步上報的行動。 這是一條制度性的路徑，不會輕易提及。 一旦說出，往往意味著對話已經走到邊緣。 我給護士確認了一下，醫院無法提供居家的藍光治療。 小寶寶只能入院治療。 我再次撥通了電話。 這一次，是外婆。 她說：「我們說了不來，你們還打什麼電話？ 」我把風險又講了一遍。 外婆立刻打斷我：「別嚇唬人！ 我們大孫女當年也黃，不也好好的嗎？ 這個小的為什麼非要治不可？」我解釋：「不是所有黃疸都一樣，這是根據血檢數值判斷的，這個孩子已經到了需要治療的範圍。」她更激動了：「大寶在生病，媽媽已經很累了！ 你現在還用小寶嚇她，是不是逼她選一個？！」我說：「因為兩個孩子都需要照顧，所以我們想辦法一起解決。」然後我把所有可行的安排講給她聽。 外婆還是堅持：「你就是在用『腦損傷』嚇我們！ 孩子媽媽都被你嚇哭了！」在對話的某一個時刻，「風險」開始被聽成「威脅」。 我停了一下，把語速放得更慢更輕：「我必須把不治療的風險告訴你們，這是我的責任。 如果在知道風險的情況下仍然拒絕治療，按照規定，護士需要上報兒童安全部門，我真的不希望把這件事情上報，但是這是強制流程。」她立刻提高聲音：「你在威脅我們!!」有些話一旦說出口，就很難再被當作中性的陳述。 即使只是從孩子的健康角度和從醫院的規章制度角度去解釋，也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。 相互沉默了一會，外婆說：「我們商量一下。」，她掛了電話。 十分鐘之後，孩子的爸爸打電話告知，他們在來醫院的路上了。
四
在醫院裡，「知情同意」是一個被反覆強調的概念：解釋風險、說明過程、列出可能的結果，然後由病人或有許可權的家屬在上簽字。那是一種形式上的確認：
「我知道了，我理解了，我接受這個決定帶來的後果。” 」 但也總有人不肯簽字，也不接受解釋。 不是因為沒有聽見，也不是沒聽懂，而是因為聽見的內容，與他們的期待發生了衝突。 於是他們選擇說：「我不信你說的這些！」不簽字，是一種選擇。 延遲治療也是。
每個決定，都有後果。
五
這一晚我在想：當我對病人說風險時，他們覺得我在嚇唬人。 當我對人說罪的後果時，他覺得我在限制他的自由，我發現這些都是很相似的事。
當我說「不信」有審判、「信」有新生時，他們覺得——這不過是另一種「威脅」。
每個選擇，都有後果。
約書亞臨死前說：「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，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… 」 他「呼天喚地」要說的話是：「所以你要揀選生命！」
我有什麼權利和能力去定誰的罪呢，我自己都有許多缺點的。 但是，我多麼希望想告訴我身邊的他、她和他們：「世上有兩條路，但只有其中一條路通向豐盛的新生命，那裡有完全的喜樂和平安。我極盼望你們去瞭解這條新生命的路徑，並且揀選生命啊！